（孙凝晖 2018年3月5日）

　　在我2009年刚当常务副所长的时候，在所里做的第一个报告，就是讲如何从优秀到卓越。当时李国杰院士带领计算所到达了一个历史高度，下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怎么走向卓越。从优秀到卓越，很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要看准一个目标，并且形成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巨轮”（参见吉姆·柯林斯《从优秀到卓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布局，让这个“巨轮”能够持续地、不受外界干扰地向正确的方向去转动。以下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一、对“新时代”的创新目标及创新文化的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我对“新时代”这个关键词，印象最深刻的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判断。其实用这个来判断我们科技领域也是很相吻合的，2020年要走到世界科技一流的行列，到2035年走到科技一流的前列，到2050年成为科技强国。纵观计算所六十年的发展历史，也是与其非常吻合的。自1956年建所开始，三十年的努力，正好是“站起来”这个阶段，我们做到了“从无到有”，可以叫做“科技为国”。第二个三十年是冲破垄断，主要是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市场上“从有到大”，可以用“科技兴国”来概括。未来三十年，就是要“强起来”，我们要做引领创新，要“从大到强”，就要“科技强国”。从计算机学科评估的目标来看，对应这三个阶段，就是从现在到2020年，要做到国际上学科排名前二十，下一个阶段目标是进前十，再下一个目标是前五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背后的精神支柱。在不同的时代，文化特征是不同的。计算所在“站起来”时代，有“两弹一星”、功勋机这样的一些文化特征、载体和榜样人物；在“富起来”时代，孵化了联想、曙光、龙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文化特征、载体和优秀的团队；在“强起来”这个时代，现在第一个代表是寒武纪。我们要继续分析一下，在这个新时代，我们的文化特征、载体是什么？

　　李国杰院士曾经带领我们总结了计算所的核心价值观——“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这个表述跟刚才讲的三个阶段时代特征是相吻合的。其中，科研为国分忧中，“国忧”就是时代背景，“分忧”就是时代担当。那个阶段，新中国的核心使命就是“站起来”，我们科研队伍，最主要是解决国家之忧。到“富起来”的时候，“民要富”就是时代背景，对人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富起来。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与民造福”就是时代担当。那么，现在我们要踏上“强起来”的征程，是否要有与之对应的核心价值观，是否需要有新的内容和内涵？是不是可以表述为“引领改变世界”呢？这个还需要我们再进一步凝练。有了核心价值观，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内心深处就有了一个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最核心的本原，也就是所谓的“初心”。

　　谈到价值观，就不能不说我们计算所领导班子的气质。一个班子的气质，与当时的时代和价值观是对应的。以前讲“正气、大气、骨气”，感觉都是挺“革命”的词，就是一种革命的气质在里边。在新的“引领改变世界”的时代，什么是我们新的气质呢？我们的气质在新的时代，应有它的一些新的表述、新的号召。我思考有两点：一是要学埃隆·马斯克的精神，创新无极限的精神，这是在当前创新驱动的时代，科研人员必须内植于心的气质。第二点，和最近叫《无问西东》的电影有点关联。电影里边那个教官提的八个字，觉得印象深刻，就是“真心、正义、无畏、同情”。我们可以仔细体会下这几个关键词，我认为这几个关键词超越我们的革命年代和战争年代，赋予我们新时代的精神气质。

　　创新文化是“心”，创新成果是“相”，“相由心生”。刚才谈的是我们在新时代的创新目标、创新文化。我们又如何认识和看待创新成果？我的理解与认识是，现在我们国家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些新的举措，对我们科研成果产出有重大影响。

　　首先，在国字号层面，明显看到这四大基地：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和国家技术中心。国家科学中心是属于大科学，国家实验室是国家重大需求，国家研究中心比国家重点实验室规模要大，是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基础研究中心，企业技术创新的载体靠国家技术中心。

　　其次，国家在宏观经济布局上，有几大战略的关键词：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与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我们在申请院里的创新研究院，其中一个重要的需求牵引，就是一带一路的信息基础设施。雄安新区对我们以后产业化也会有重大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内，广东的一些实验室，我们也在参与其建设。长江经济带对我们新的分所的布局，也会有直接影响。

　　第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按照白春礼院长的说法，这是中科院非常难得的、少有的历史性机遇。北京市以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城一区”为主平台，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的思路是，聚焦中关村科学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自主创新主阵地；突破怀柔科学城，建设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搞活未来科学城，打造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高地。怀柔和我们有两个相关点，一个是怀柔的超算中心，一个是怀柔六大科学中心的第六个叫智能科学中心，都跟我们的工作密切相关。上海我们参与的是上海张江实验室的脑智中心。最后一个是合肥的智能产业园，寒武纪也进入了。

　　这些国家层面大的跟科研有关的布局，都会影响到计算所未来的一些发展的趋势。我们都在深入的领会，积极的参与。

　　同时，在新时代，一个归根到底的命题是：我们在历史上会留下什么？给计算所留下什么？什么样的工作，能进到计算所的历史展厅？发表一篇文章，拿个杰青，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让你的工作能够进入到计算所的历史展厅，五十年后作为科研人员成为计算所的历史人物。这样的工作才是经得起历史考验、对国家和学科有历史贡献的工作。

　　院规划工作会议上，白院长讲到了一个类似的命题，就是：什么成果能进入到科学院的历史博物馆？里边有个数字我印象很深刻，过去十年，科学院一共向国家上报了330多项成果，其中70项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专项成果。其中，有5项是跟计算所有关的（4项牵头、1项参与），分别是：2007年龙芯2E，2010年百万台级计算机普及应用，2011年曙光6000A计算机，2013年感知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2017年寒武纪芯片。在计算所的展厅里面，过去35年，KJ系列机器、联想PC、曙光HPC、国家网络关防、AVS标准、龙芯CPU、最近的寒武纪AI芯片，算能够写入历史，能够上榜的。我们能不能每五年产出一个上计算所历史榜的成果，能成为科学院和国家代表性成果。像李国杰院士经常说的，科研成果要能够写入总理的政府报告，能成为老百姓餐桌上谈论的主题。同样的，各个实验室和研究实体要思考，一年的工作能不能写入年底的所长报告？

　　再进一步长远的想，一个机构，怎么能够基业长青、成为千年老店？道法自然,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自然界的树木。柳树，喜生水边，生长快，木材强度低，根系欠发达，全世界有500多种，寿命短，30年后渐趋衰老。什么树能活到300年？板栗树能活到300年。板栗树的木材强度较高，耐旱根系发达，萌芽力强，适于山坡地和沙滩地，生长很缓慢，长得也不是很高。那什么树能活到3000年呢？美国的巨杉，品种很稀有，在林海深处。计算所经历了60年了，怎么样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千年古树”？目前所里的布局大概是分四部分：树根相当于前沿基础研究，树干是重大任务，树枝是技术转移与产业化，树叶是分所和教育。这个是非常好的结构，有了一颗大树、百年千年古树的模样。

　　二、转动巨轮，从优秀到卓越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是怎么构造这个巨轮的？吉姆·柯林斯说过，构造好的巨轮，就不需要再去今天抓这个大事、明天抓那个大项目，成果就会像喷泉一样，自己喷出来。所以从优秀到卓越的阶段，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就是构造平台和打造环境。平台是“硬”的，是物化的东西。环境是“软”的，是价值观和文化的。这两个结合起来，是向世界一流迈进的基础。

　　计算所现任领导班子，过去的六七年，做了三件核心的事，就是为这个巨轮（我们称为“大ICT”，或者Great ICT）打造三个“轴”——分别关于事、钱、和人。最小的那个轴是关于事的轴，要建立任务和学科间的互动。中间的那个轴是关于钱的，打造从学术到技术、到产业、再到资本，再回到学术的这样一个大循环。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轴，是关于人的，这个是最难的，就是从教育、到人才、到影响力，再回到教育。

　　在这三个“轴”上，计算所具体做了这样一些事。

　　首先说“小轴”，也就是任务和学科间的互动。以2017年体系结构国重评估获得优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评估为A+，寒武纪成为独角兽企业为标志，这个小轴初步成型。从任务带学科这个角度，曙光高性能计算机、龙芯通用处理器、天玑大数据、晶上无线通信、残疾人信息无障碍，都是任务带学科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芯片、高通量计算机、云计算服务器、可编程虚拟路由器、pFind蛋白质鉴定则是学科促任务的典型代表。学科和任务做的好，就会形成一个循环，不停地螺旋上升。比方说，pFind就是从基础研究到科学发现。等它文章上去了，学科上去了，影响力有了，这个学科也走到了任务的阶段。所以就从现在开始，应该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模式，是从基础研究出发，走向应用推广、走向产业化，然后再回到基础研究，再去提升产业化这样一个循环过程。处于早期一些的SeeTa视频、中科晶云医疗健康、中科物栖物端处理器、DaDu控制处理器、FinTech金融芯片也是这样的，虽然目前还比较幼小，但都看到模样了。

　　其次看“中轴”，也就是“学术-技术-产业-资本”间的循环。通过重点实验室，到研究中心，然后到地方研究院，是学术推动到技术的过程。通过中科图灵基金和网络化的国家双创基地，以及NPO的iTech学院，想打造技术推动到产业的过程。而中科算源则是计算所从产业到资本的一个重要布局。现在来看，仅有这几个过程还不够。和硅谷相比，我们还缺更为长线的投资。国内现在的基金，大概只投资五到八年。所以我们成立计算所发展基金，首期希望能够融10个亿，其中5亿做基建，2.5亿做人才，2.5亿做项目，这样才能使科研更加从容，才能够产出更加原始性、颠覆性的创新。有了计算所发展基金，就可以使得资本回馈到学术，完成了“中轴”的循环。与“中轴”对应的计算所园区布局是：环保园园区应该成为学术基地，中关村园区应该成为企业的孵化器，雄安新区起来以后，应该成为规模产业化基地。

　　“中轴”转动起来，就形成从原始性创新一直到骨干企业的创新梯队。这个梯队有七层，目前基本上都有不同的团队，这也反映了计算所的多样性。这七层分别是：1）学术积累，代表是生命健康（基因测序/蛋白质结构）；2）技术准备，代表是未来网络、控制处理器、FinTech芯片；3）初创公司，代表是视拓-计算机视觉，睿芯-高通量计算机，物栖-物端计算机；4）创业企业，代表是寒武纪-AI芯片，蓝鲸-存储，天玑-大数据；5）股改企业，代表是龙芯-通用处理器，晶上-无线通信；6）上市企业，代表是曙光公司；7）跨国企业，代表是联想。

　　关于“中轴”，我们探讨并初步确立了一个目标，到2035年，让计算所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价值达到￥200亿。这个时候我们就跟美国一流的大学一样了，就可以更加自主从容地来部署工作。从这次SpaceX猎鹰重型火箭可以看到中美科技之间、科学水平之间的差距。它为什么可以干这个事？因为它可以很轻松的从美国的产业界融到上百亿的钱来做这件事。经济发展跟科技进步之间是非常紧耦合的关系，财富没有投入到那个程度，做一个两个点上的事可以，但要实现整体性突破，就要跟财富直接相关了。所以我们国家也是先要创造财富，再整体到达世界领先、引领的科技水平。

　　最后一个是“大轴”，也就是“教育-人才-影响力”这个大循环。从教育到人才，科学院成立了国科大以后，计算所与国科大计算机学院进行科教融合。我们和清华比，差距最大的就是生源。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国科大打造成计算所拔尖研究生的第一生源地。按照现在的培养规模，经过20年，到2035年，会有1500个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这个人才数量就是进入世界一流的保障。从人才到影响力，提了一个人才转移的概念。计算所经常提的是技术转移，要做中国计算机产业技术和人才的源头。而人才转移，也是实现对计算机学科产生影响力重要手段。举一个计算所人才转移的例子，国内的很多芯片公司，如龙芯、海光、华芯通、寒武纪、睿芯、华为海思，里面有大量的骨干甚至领头的人，都是计算所转移过去的。我们所的人才转移，对中国CPU产业的影响，是别的单位远远不能比的。我们对中国处理器产业的影响大，在于我们有很好的人才转移的机制。同时计算所还要有科普名家，需要有互联网技术大V，需要有计算机学会的骨干，这样才更有影响力。有了影响力，就可以转化成对教育的输入，就能更好的吸引和培养人才、传承下去。美国的优秀同行就是这么做的。计算所也要努力把这个循环打造起来。

　　三、信息高铁

　　信息高铁是计算所争取中科院创新研究院的核心。如果计算所未来就做一件大事的话，就是信息高铁。信息高铁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带一路”信息基础设施，形成“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信息高铁就是计算所要为“一带一路”贡献的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国方案。基础设施是发展的基石和引擎。解读大国崛起，会发现：在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英国的海运，美国的航空运输和高速公路，在其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在这个方面，能与之媲美的就是高铁。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直接带动了美国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领域的长期繁荣和领先。那么中国在“一带一路”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领域，能否形成和输出一套“信息高铁”的“中国方案”呢？ 我们要有这个技术自信、方案自信。

　　计算所要申请的网络计算创新研究院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三元计算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瞄准其中的计算和网络核心芯片与核心设备，要在覆盖面和算力能耗比上有数量级的提升。其中技术包括了五层：在物联网层，要做物端计算机；在移动网、核心网这层，要做未来网络和天地一体网络；在云计算、大数据这层，要做智能处理器、高通量云服务器和大数据分析平台。信息高铁的基础设施就是由这五层上的六个核心装备去支撑的。在应用出口方面，有三个方面，以华为为代表的骨干企业，以军科委为代表的军民融合，以怀柔科学中心为代表的重大科学发现。

　　那计算所为什么要选择做信息基础设施呢？因为当前的信息基础设施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美国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信息基础设施技术（信息高速公路）是以服务发达国家10亿网民为目标。而IT 3.0信息基础设施需低成本、高QoS、强实时地支持60亿网民、100亿终端、1000亿物端，不能沿用过去的老路子。与高校比，计算所更擅长做基础设施。无论是两弹一星用计算机、联想PC，还是曙光高性能计算、寒武纪处理器，都是属于基础设施这个范畴。这就是计算所的特长。

　　信息高铁的核心动机就是八个字，人多、物多、钱少、可调。其特征就是“两低三高”。“两低”之前提的比较多，就是低延迟，低能耗。“三高”过去提的不多，就是高通量、高确定性和高智能。高通量和高确定性是计算所原创的，高通量是要提高海量数据流过即被计算的能力，高确定性是要低计算熵、低系统熵。有了低熵才有了高可控和可调的能力，最后一个高是高智能，提升信息化应用的服务能力。

　　要做成这个事情，计算所要整合资源。应该在未来五到十年，调动120亿的资源来投入到这件事情上。计算所发展基金投出20亿，这主要是靠曙光的股份。创新研究院的本部，应该有40亿的研发经费，计算所的四大企业联合实验室，能够提供20亿。所办的四大企业，也可以提供30亿，然后还有地方政府的投入10亿。累加起来，大概有120亿投到信息高铁这个计划的研究中来。

　　四、“人人是才、人人幸福”

　　我觉得最根本、最长远影响我们的，还是刚才说到的三个“轴”里面外围的大轴——人的轴。我每年都讲对“人人是才、人人幸福”的理解，这应该是我们到达世界一流的人才环境。人人幸福相当于一个基础的平台，人人是才是一个梯形。 “人人幸福”和宏观环境、社会环境有关，我们的微观氛围也很重要。“人人是才”和“人人幸福”是一体两翼、互为支持的。没有人人是才的理念和通道，哪来人人幸福？ 没有人人幸福的基础和平台，哪有心思和气力做好事情、做到人人是才？

　　去年，贺思敏在研究员晚宴上有一个脱口秀，很精彩，讲的是一个“帽子”的故事。我认为，对计算所人来说，既要“帽子”（外部称号），更要“棉袄”（内部认可）。帽子就一个人戴，棉袄可以做很多件，每个人都可以披上。我们既看重帽子，又不唯帽子。这是人才工作的内涵。

　　这两年不断的总结，我认为计算所人应该有七个通道，分别是：工程科技，科学前沿，产业应用，普惠社会，工程应用，教书育人，管理服务。七个通道都可以通到人才的顶端。

　　前三个通道跟科学院的三个面向有关。一个简单的评判，做工程科技最好的可到工程院申请院士。搞科学前沿，最后可以到科学院申请院士。搞产业应用，做的好，可以成为柳传志先生这样的人。科学院这三个面向是我们的核心。当然，对于计算所，后面四个通道也非常重要。尤其对信息领域这个学科，不能忽略“普惠”和“泛在”。我们要有很多的工作，包括残疾人信息化、人人编程等，是泛在的，去普惠社会，造福和帮到每一个人。工程应用也很重要，计算所是一个工程性非常强的一个所，很多分所的工作，很多国家重大需求的工作就是工程应用性质。还有一个是教书育人，我觉得夏培肃先生最根本、最主要的贡献是她在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上。她作为中国计算机之母，培育了整个中国计算机界的很多方向和人才。这七个通道里面，最后一个是管理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方向。七个通道都可以走到顶端，但是所有的通道背后都要具有科学能力和技术水平。有的人可以跨两个方向，有的人可以跨三个方向，但是每个方向都有可以走到顶端的通道。

　　与人人是才配套的薪酬改革，是在薪酬结构上，在基础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之外，加上津贴这项。员工的水平和能力达到了，没有帽子所里也一样通过人才津贴、项目津贴、企业津贴、教育补助等进行认可，这就体现了人人是才。当然我们不鼓励一切向钱看，不能为了拿企业津贴，或者为了拿教育津贴，或者拿个项目提成，就拼命做一些价值不高的东西。靠津贴把自己搞富裕了，在计算所不是英雄，靠创业造富才是英雄。

　　那人才怎么评估呢？我最近的一个研究心得，叫做“人才指数”（T-Index）。以前评价人才，就是单纯地数帽子。用这种“帽子型”、单维度的指标来评判人才，与我们提倡的“人人是才、人人幸福”的人才理念，不太符合。类似于经济指数、股票指数定义一个“人才指数”，比数“帽子”更科学。把与人才相关的指标，尽量给它参数化，借鉴机器学习的方法，通过样本和实例的学习不断调整优化这些参数。指标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人才帽子、项目情况、获奖情况、文章情况、附加分（七类人才通道都有不同的得分项）。第二层细分成21个子项目，每个都有具体的得分条件。这个“人才指数”对分析人才结构、做好人才引进和培养都有帮助。用这个指数，还可以和同行做对比。我们说要进入到一流，总要有个一流的评价指标体系。计算所现在和斯坦福、伯克利比，还是有困难的，可以跟国内计算机学科一流的高校进行对比。通过跟清华的对比数据分析看出，清华的种类更聚焦，而计算所在七个不同分类上都有分布，的确是人人是才的结构。数据分析结论也证明了计算所在选择特聘研究员和制定人才津贴政策上还是客观公正的。

　　目前，计算所在“人人幸福”这一块做的项目还相对少。未来要在“人人幸福”上有措施，甚至要比“人人是才”措施还要多。就是要有明确的职业发展通道，多种提高个人收入的手段，有认同计算所、有自豪感的理由。要让计算所人的家人、孩子都觉得幸福、为计算所自豪才对。“人人是才”是靠大事体现，但“人人幸福”需要很多“小确幸”。

　　人才对一个组织激发活力、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我有三点思考。首先，关于“百星计划”。百星和新百星，对计算所未来非常重要。计算所现在青年科研骨干的架子，都是百星计划给搭起来的。他们是1975-1985年出生的，在2005-2015年被计算所引入培养，在2010-2030年释放能量和成果。到2030年前，计算所怎么样，就看这些百星发展得怎么样。新百星是希望引进1990-2000年出生的这批人，现在已经开始引进了，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十来年。这批人应该在2030-2050年起作用。所里也提供了一些支持新百星的政策和工薪标准，包括博士生指标池等，给新百星提供发展和培养的条件。其次，在激发组织活力这块，提倡“老人做新事，新人做老事”。譬如，高性能计算方向是计算所一直在做的老事，现在有年轻人跟上用新思路做。所里也有“老人”在区块链等新方向上发芽。这能让我们组织更加有活力。第三，创业的人才组合。我们所寒武纪陈氏俩兄弟是一个创业组合。我印象深刻的还有Face++清华三剑客的组合——印奇，唐文斌和杨沐。还有比特大陆公司，是北大经济系的吴忌寒和中科院微电子所的詹克团创办，他们这种组合也非常成功。组合的力量非常大，如果没有很好的人才组合在一起，成大事的概率也就比较小了。

　　总之，迈向世界一流的巨轮已经转动，让我们共同努力。

　　（根据孙凝晖所长在2018年计算所春季战略规划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