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定位 

　　经过一年多来的广泛讨论，计算所所务会将2011-2030年的一个定位描述为：“创建学术前瞻的引领产业型战略高技术研究所，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成为中国计算机产业人才与技术的源头。在计算技术学科的计算机系统、网络、智能技术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开展以体系结构与算法为特色的学术研究、技术创新、技术应用与技术转移，率先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所。”

　　这个描述定义了计算所在“创新2020”时期的类型、价值、研究领域、学科特色、工作属性、和最终目标。

　　二．引领产业型战略高技术研究所 

　　在研究所的定位中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是什么style(类型) ?

　　1.科学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位置与比较优势

　　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布局中，大学、行业、军队、企业都是有“地盘”的，因此定位是固定的。科学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分国家之忧，急国家之需，但是具体做什么要自己根据当期的形势找出来，为政府部门、行业、军队、企业服务。

　　有三个关键词是科学院在每个阶段重新找定位所共同的：使命(mission)、引领(leading)、加速转移(accelerating transfer)。

　　使命的含义是有一个完成时间明确、目标具体而清晰的重大任务；引领的含义是在科学、技术、思想、体制等方面能够比友军领先一步，尤其是率先开辟新方向新道路；加速转移的含义是将思想、核心技术、可转移的技术秘密（know-how）、关键部件、人才、研究生等加速转移到体现最终价值的“用户”那里去，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了。

　　科学院在打破封锁的50-60年代，在改革开放后打破市场垄断的80-90年代，在自主创新、跨越发展的21世纪，为国家做的贡献都具备这三个特征。大学、行业、军队、企业都不同时具备这三个关键特征。

　　科学院的主要产出应该是创造新的知识，丰富人类知识宝库，通过提供与应用新知识为国家做贡献。科学院与大学、行业和企业相比，具备比较明显的独特性与优势的是：能够代表中国大国地位的世界水平的大科学家；基于大科学装置的基础研究、需要组织大团队协同工作才能完成目标的基础研究；目标明确有限时间内可达的重大公益类研究；军工与国家安全急需中的“硬骨头”、需要先行探索前进道路的预先研究；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需要的引领性技术、和产业核心共性技术；培养比大学教育更加面向高水平任务的科学、技术与工程人才。

　　2.信息领域国家重大需求

　　在信息领域首要的国家重大需求是安全，国家信息网络空间的安全，以及国家信息产业和信息化中核心部分的安全，这也是战略高技术研究所的首要任务。最重要也是目前最迫切的国家重大需求是如何从信息产业的大国发展成强国，以及实现《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的描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在2020年前建成创新型国家。”

　　据2012年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公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据世界第二，手机、计算机产量占全球出货量的比重均超过50%，稳据世界第一， Gartner的数据显示，联想超越惠普成为全球第一大PC厂商。

　　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有4.1%，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年利润总额尚不抵苹果公司一家，2012年苹果获得了智能手机市场73%的利润，三星获得了26%，全世界其他厂商争抢剩下的1%。2011年世界500强中与计算机相关的有30家IT企业，中国电子的纯利润率是0.5%，鸿海是2.4%，联想集团的纯利润率是1.5%，三星是10%，华为公司作为中国唯一跻身全球研发20强的企业，2011年研发投入约30亿美元排18位，纯利润率是13%，IBM是15%。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年销售收入大于3亿元的大型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只有0.52%，我国的企业还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核心技术不足导致在产品上没有定价权，是长期制约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一大痼疾。科学院责无旁贷应担当弥补这一差距的历史重任。

　　3.与国内外科技创新单元的比较

　　在国际上有参考意义的有Xerox PARC（施乐帕克研究中心），法国INRIA（国立信息与自动化科学研究所），美国Standford大学。

　　Xerox PARC坚持前瞻性创新研究，与公司的产品不直接挂钩。它的创造性研发成果包括：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鼠标、以太网、图形用户界面、Smalltalk、页面描述语言Interpress（PostScript的先驱）、图标和下拉菜单、所见即所得文本编辑器、语音压缩技术等，它们对硅谷的形成和美国IT产业的领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INRIA是戴高乐总统为了反对美国对法国的计算机禁运而成立的，逐渐发展成学术领先、服务国家安全与产业的国际化研究所。经费的70%来自政府固定拨款，课题的80%与军事、安全、航空航天相关。科研组织为PI模式，有8个分布式的研究中心，5个科研领域，约25个科研方向，约170个动态生灭的课题组，课题组平均20人，生命周期4-8-12年，课题组与国际、大学或企业合作密切。近年来有270项专利、110个startup公司，每个方向都配备了技术转移人员。

　　Standford大学自称是“创业型大学”，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学者和学生，2012年全世界大学计算机系排名第1，它奠基并创建了硅谷，毕业生们创造了世界众多一流IT企业，包括HP，Cisco， eBay，Google，Sun，Yahoo，以及数以百计的美国知名上市公司。它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国信息领域华为、联想等骨干企业，与IBM、Cisco等跨国公司在技术方向判断、高端产品研发和技术储备上，还有较大的差距，绝大部分是在跟踪，靠自己慢慢培养创新能力需要很长的时间。计划经济时期各行业研究院所中，改革开放后航天、航空等保持了较强的完成国家重大任务的研发能力，电子信息领域的行业研究所、军队科研机构几乎都面向国防科研，以及一些标准化工作。大学的主要责任是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研究一般没有明确的出口，也没有做到为企业提供核心技术。科学院已具备无可争议的高级人才教育机构、基础型研究所、公益型研究所、军工型研究所，尚缺乏一类“引领产业型研究所”，即通过前沿研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关键源头技术的研究所。

　　三．中国计算机产业人才与技术的源头 

　　在研究所的定位中其次要回答的是：我们的value(价值)是什么?

　　回顾计算所56年的发展历史，它对国家的价值体现在：与兄弟单位一起主导建立了中国计算机学科；通过科研人员的艰苦奋斗，打破了西方封锁，为满足两弹一星等国防科研的计算需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坚持自主创新，打破了跨国公司的市场垄断，支撑了联想集团等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计算所被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摇篮”。

　　计算所在历史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是联想PC、曙光高性能计算机、龙芯CPU这些国产品牌和骨干企业的技术与人才的源头，未来要力争成为华为云服务器、联想智能终端、其他技术领导型IT企业的源头，支持企业再造一个新华为、一个新联想。

　　要成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源头，既不能与产业脱节，又不能离企业太近，还要加快原始性创新的产出速度，和科研要素的流动速度。首先，学术的前瞻性是根基，重视重点实验室等各类学科建设，着力培养高端科学家和拔尖青年学术人才，提升研究所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其次，加速转移人才和技术是重点，通过专利许可与转让、商标授权、企业委托项目、职业技术培训等一切可能的形式来加速转移技术，通过体系结构和算法精品课程等特色鲜明的研究生教育、企业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下海等多种模式加速转移人才。最后，分类服务四类企业是抓手，包括PI创业的startup公司，企业联合实验室服务的领导型大企业，分所服务的地方特色企业，以Lab创业和支撑国家战略新型产业为特征的骨干企业。

　　中国IT产业前景远大，中国客户端设备已是全球第一、服务器全球第二，2020-2030年中国计算设备数量有望成为全球第一，我们要为这个战略新兴产业提供不可或缺的、成体系的技术。我们期望在“创新2020”期间推动实现“三个10%”：中国IT产业（本土）占世界IT市场10%，科技界产出的核心技术的附加值占中国IT产业10%，中国计算机企业的纯利润率超过10%。

　　四．端网云信息基础设施 

　　在研究所的定位中最后要回答的是：我们重点科研工作做什么？以及达到目标的重大管理举措是什么?

　　1.计算所做什么？

　　计算所“一三五”规划选择发展“人机物”三元融合技术和“端网云”信息基础设施，掌握“成体系”的前沿技术，通过完善与创新机制体制加快向企业转移知识、技术和人才，在中国计算机产业做强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计算所通过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网络数据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和智能信息处理中科院重点实验室，分别对应计算机科学的三个基本挑战：Charles Babbage’s Machine（计算的自动化），Vannevar Bush’s Memex(信息的广泛联系)，Turing Test(智能的构建)，通过移动计算与新型终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对应惠及大众的信息技术需求，建立起完善的学科布局和基础研究体系。

　　三个突破是“通用处理器、高性能计算机、网络大数据”，与五个培育组成在端网云信息基础设施上的八项重要工作，“龙芯、曙光、天玑”是计算所三大品牌，工作内容和预期重大贡献是：

　　1)多核处理器：研制应用协同的通用多核处理器，解决军队和国家安全领域重要IT设备的安全问题，长远目标是提供核心共性技术、引领形成一个中国占较大发言权的市场规模达千亿的信息产业生态系统。支持龙芯公司成为处理器领域骨干企业。

　　2)高性能计算机：研制面向高通量数据处理的众核处理器、应用协同的百亿亿次(E级)超级计算机、十亿级并发(G级)高通量计算机，为国家战略安全和重大基础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超级计算能力，为国家信息化提供类似于三峡电站这样的重大信息装备。支持曙光公司成为著名国产品牌和云计算产业的技术型领导企业。

　　3)网络大数据分析系统：研制网络大数据平台、处理引擎、核心算法、和应用分析系统，服务国家安全等重大需求。支持国家核心部门与互联网大企业的发展。

　　4)云服务器：研制云计算数据中心的新型计算设备，包括负载处理器、面向互联网与云计算的超级服务器、ZB级云存储系统、新型编程与运行环境等，支持华为公司在计算机领域进入世界前五、乃至三甲之列。

　　5)超级基站：研制无线宽带通信新型基站设备，包括基带芯片、协议栈、资源全局管控系统等，解决密集人群条件下无线资源不足的问题，提供未来蜂窝移动通信网络成套技术。支持军工部门与电信运营商的发展。

　　6)虚拟路由器：研制软件定义新型网络路由设备，支持构建具有全新体系结构和创新业务的未来网络，实现网络技术创新的验证，与虚拟运营商业务垂直整合与定制。支持国家大科学工程与电信运营商的发展。

　　7)终端智能化：面向智能终端与互联网新兴产业，发展体现泛在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慧及大众的智能处理与普适计算技术，将各类终端的智能化指数提高一个层级，支撑国家网络文化产业的需求。支持联想、百度等大企业提高国产品牌终端与网络服务的技术含量。

　　8)教育信息化：发展惠及大众的e-Learning核心共性技术，如网络教育信息系统与工程、支持新型教育方法的智能技术等，实现计算机技术的泛在学习。支持国家开放大学、国家教育电视台等单位的发展。

　　2.计算所什么“不为”？

　　“多”是中国科技界的定位不断变化、发展速度过快的必然产物，也是影响一个组织攀登新的高峰的负担，但知道“不为”易，在“国家事业单位”的体制下清理“不为”难，计算所力图在“国立研究所”的体制外增加一些市场机制体制，尽早轻装上阵。

　　对科学院的高技术类研究所而言，与企业在同一层次的技术研发工作在本部应该“不为”。计算所逐渐将这类工作连人带技术转移到投资企业、合作企业，与地方政府合办的地方事业单位性质的分所、企业性质的分部中去。

　　不在国家战略需求中的技术研究工作可以“不为”。计算所采取不给新增资源、自然淘汰的办法逐步将这类延续性的研发减少到极低的比例。

　　在信息领域 10年以上都没有转移转化出去的技术开发性的工作应该“不为”。计算所采取措施让他们逐步转型到为产业培养高端技术与工程人才。

　　3.重大管理举措

　　除了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环境外，建设引领产业型研究所的重大管理举措还要围绕“四个圈”和“四个车轮”。

　　把科研价值链划分成知识创新圈（国立研究所）、技术转移圈（网络型研究所）、成果辐射圈（关联企业）、社会经济圈（关联组织）四个辐射圈，将计算所的各个组织、各项工作有效地分布在这四个圈里面，进行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技术直接转移与产业化、技术应用和知识传播，使得计算所的引领性创新和技术成果能够逐层扩散开来，形成贡献和影响。

　　引领产业型研究所有五个要素：需求、学术、技术、产业、和资本，技术产业循环圈、学术技术循环圈、需求科技循环圈、资本科技循环圈是连接这五个要素、驱动计算所这辆战车前进的四个车轮。

　　技术产业循环圈，盯住的就是我们常说的科研经济两张皮的问题，通过各种措施、政策鼓励加速技术与人才的转移，提高技术转化率，计算所最新采取的企业联合实验室就是将前沿技术和领导型企业建立纽带关系、转移关口前移的举措。

　　学术技术循环圈，盯住的就是我们经常忽视的学术技术两张皮的问题，解决的是技术与产品的含金量问题。我国有不少学科方向学术上世界领先，但是相关的技术和产业却不尽人意，正是这个两张皮导致的。计算所以集成展示平台作为抓手，以更加直观、更具显示度和说服力的方式来展示学术创新、基础研究成果的“real stuff”和价值，进一步牵引学术方向，加大向技术与系统转移的力度。

　　需求科技循环圈，就是以国家重大需求和价值来导向整个“学-研-产”循环，这里特别难的是保持科学家的良知和理性，不盲从于政府的号召、领导人的讲话、学术泡沫和大额经费，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断和决定，坚定地以“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为一个国立研究所的核心价值观。

　　资本科技循环圈，就是技术经营、投资等非科研经费收入对“学-研-产”价值链的激励，好资本是科技发展的加速器，硅谷风险投资和企业捐赠对美国高校的作用有目共睹。计算所通过中科算源控股公司、NPO性质的计算所技术转移中心、计算所参股企业、专利拍卖机制、紧密合作的资本平台、计算所技术转移品牌“ICT Support”等措施，大幅提高把技术变成钱的经营能力，并且建立灵活多样的适应发展需要的收益分配机制、股权激励政策、技术转移奖励条例，鼓励涌现出更多的“知识英雄”。

　　我们选择的这个定位价值链很长、科研要素很多、事情很复杂，做成大事很难，面临着很大的挫折和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但计算所人别无选择，唯有奋勇前行，前赴后继，靠热血、汗水和泪水趟出一条道路出来, 做出满足科学院“创新2020”要求的重大贡献，不辜负国家与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注：本文根据2013年计算所战略规划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