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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学科带任务的科研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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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凝晖 2017年3月1日)

  这几年的战略规划会,除了对“十二五”、“十三五”规划进行解读之外,我的主题报告都集中在对新时期计算所定位的思考上,今天的主题和计算所的科研模式有关,对我们在新时期的学科规划、资源争取都会有直接的影响。

  一、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我们每次做出战略判断的时候,都要看看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次也不例外。看看下面几个关键词,是否能激发我们的思考。

  第一个关键词,和“创新”有关。任何时候的科技创新都离不开当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这里,我引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几句表述来勾画我们正面临的经济和社会背景。第一句话,互联网正在成为普惠性的基础设施,无所不在,非常便宜。第二句话,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在全球制造水平上,如果说1978年我们和美国、日本差30年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跟他们就差半个身位了,颠覆的机会巨大。第三句话,消费升级诱发供给侧改革,1920年代是美国中产阶级崛起的年代,美国变成一个车轮上的国家,美国人开始愿意为美国精神、美国文化、美国价值观、美国审美买单;日本从1970年开始关心要为日本消费者服务,1970年开始批量产生中产阶层;今天的中国,如同1920年代的美国、1970年代的日本,有近1亿的中产,从Made in China到Design for China的转变正在发生。Design for China不仅仅意味着市场和销量,还会产生世界知名品牌。在越来越均等化、普惠性的基础设施面前,在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模式创新将让位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适逢前所未有的肥沃土壤、难得机遇、美好前景。

  第二个关键词,和“不确定性”有关。放眼世界范围,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让世界经济和政治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发展的新常态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ICT同样面临着范式转换的不确定性。前段时间我在跟华为中央研究院讨论联合实验室三期项目的时候,也谈到了“黑天鹅”。华为在深圳总部的人工湖里养了几只黑天鹅,就是为了警醒华为人,一定要在不确定性面前保持高度关注。对我们的计算技术学科而言,最近大火的人工智能就是求解不确定性的方法;计算机系统结构最大的挑战变成处理负载的不确定性,跨越“端网云”的端到端的延迟可控则是对计算机系统最大的挑战性难题。

  第三个关键词,和“2017”这个年份有关。2017年,我们将迎来党的十九大;新一轮的国家实验室正在筹建;天地一体化网络、脑科学与类脑计算、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2.0、“核高基”十三五等国家重大专项将展开;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首次评估;曙光公司上市3年大股东也将解禁。  

  二、学科带任务

  通过这几年的战略规划,新时期计算所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我们逐步明晰了,如:到2030年左右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所是我们的目标;“引领产业”四个字中“引领”代表我们的水平,“产业”是我们成果的主出口;“斯坦福”是我们的标杆,等等。

  最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新时期计算所的发展范式是什么?谈到发展范式,计算所人耳熟能详的是“任务带学科”。我们没必要纠结任务和学科的定义,或者谁比谁更重要,认识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促进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意义的。在计算所的发展历史上,任务带学科,具有非常明显的印记。最早可以溯源到建所之初,1956年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制订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当时发展计算机技术,紧迫的战略需求是为研制两弹一星提供计算能力,提出了任务带学科的发展方式。当时人才奇缺,非常果断采取了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主,集中了二机部、总参三部、高教部、国防部五院的力量,计算所与清华合办四期计算机和计算数学训练班,这些种子后来分散到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成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骨干。计算所后来的新形成的学科方向——网络安全、大数据等都是任务带学科的典型例子。任务带学科,不仅在计算所,在中科院的发展历史上,也留有浓重印记。

  新时期,再度审视计算所的价值、定位、发展范式的时候,我们必须觉醒到我们对于“任务带学科”严重的路径依赖。我们对争取资源、拉重大项目、拿重大任务是敏感的。我们必须注意到,大环境已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院大所,变到当前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国家创新序列中的重要一员;从国家稳定地下达科研任务,变到根据经济社会形势、企业市场需求、科技发展趋势去形成战略高技术供给能力;从原来主要解决人有我无、突破技术封锁,变到市场经济环境下打立体式(产业生态)、运动式(开放创新)科技战。我们科研面临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作为战略高技术研究所,无论是学科,还是任务,都是以价值导向、问题导向。在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大原则面前,任务和学科,本来就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我们必须认识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发展环境,需要辩证地处理学科与任务的关系。事实证明,任务带学科,在任务紧迫、学科薄弱的阶段,是推动科研进步的有效发展范式。当下,新的需求不断涌现,跨界创新层出不穷,信息经济突飞猛进,ICT整体范式正在转换,我们在国家创新序列中面临激烈的竞争,工业界在用商业利益、资本支持、正面需求、人才储备等各种因素倒逼我们。如此环境下,我们应该以在学科上的积累、洞察、优势为本,方能体现我们的独特价值,扬长避短,力图可持续发展。

  学科带任务,以前沿研究的重大产出为根,带出承担任务的竞争优势,是新时期实现计算所定位的发展范式,也是计算所走向世界一流的唯一发展范式。计算所近期的几个重要成果——寒武纪芯片、高通量计算机、CENI未来网络、pFind蛋白质序列分析,是学科带动任务的生动案例。

  三、对事和人的评价标准

  要实现新时期的定位和发展,就必须回答我们对事的评价标准、对人的评价标准。

  我们对“事”的评价标准,概括起来就是:深刻影响中国IT产业。计算所要引领产业,核心评价标准之一,就是每10年做成一件大事,就代表计算所“立住了”,起到了引领作用。上个世纪80年代,创建和孵化联想,深刻地影响了后续大概三十年中国IT产业;上个世纪90年代,创建和孵化曙光,对中国高性能计算产业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本世纪的头一个十年,计算所发展了自主可控的通用CPU,龙芯发展到2020年大势可定;2010年以来,寒武纪IPU芯片、天玑BD引擎、DC3.0技术都是“大事”的候选;现在来看,2020年往后的十年,晶上通信技术、CENI网络技术、SeeTA视觉技术,物端计算机系统、pFind分析平台等都是很有潜力的“大事”。

  计算所追求的是影响力,但IT技术创新链很长,最终实现产业价值是靠企业完成的,实际上摘果子的是企业,但是因为国内没有溯源机制,企业不一定会承认研究所对它的贡献。只有建立溯源机制,建立证据链,才能让企业承认研究所的贡献,承认研究所技术的源头作用。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落实的。

  我们对“人”的评价标准,概括起来就是:求“最”。做学术(Academy)的,就是要出高水平的文章,成为高水平的学术人才,譬如杰青;做科研(Achievement)的,就是要做出有价值的系统,做出获奖的科研成果;做技术(Contribution)的,就是要推广应用、技术转移,做到对产业的贡献;做影响力(Influence)的,就是要在发展计算所大生态、做计算所大教育等服务上体现出高水平。计算所人,就是在各自的领域上,水平求“最高”。

  计算所作为一个平台,也求“最”:为大家提供最广阔的高台。如果可以把一个科研方向比喻成100x100的学术方格,每个计算所的人,不是东一个格子、西一个格子做点事,都要力求不仅占稳一个格子,更要占一条线,占一个面。计算所要把各个学科方向都发展起来,打造一个高台,而不是一个拔尖的点。要把基础前沿研究做扎实,给未来的计算所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一个冲进世界一流的前沿阵地,这是新时期计算所最重要的历史责任,也是计算所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万事以人为本。关于新时期人的“选用育留”,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积极应对,时刻回答“选什么人?怎么培养?怎么用好?怎么留住”的问题。在选人方面,实行吸引人才的新举措,制定新百星计划和引进海外人才的政策,用足国家、中科院两级的人才政策,探索订单式的精细化人才政策(Precision HR)。在育人、用人方面,我们要做“曼联”,不做“切尔西”,引进“非洲的小孩”、“巴西的小孩”,注重人才的加工;对于工程类人才,要设法留住5-8年(到35岁),对工程类人才培养的标准是,在所里待五年去企业年薪达到百万。计算所也要通过工薪体制改革,对同档员工的薪资能拉开3-4倍的差距,让真正的人才留久一些。最后,鼓励通过技术转移体现科研人员的价值、变现科研成果的价值。

  四、计算所机构调整

  计算所盯住IT产业未来必争的四大领域——云计算(系统研究部)、芯片(系统研究部)、互联网(网络研究部)、人工智能(智能研究部),面向世界一流的目标,调整了科研实体的布局。在物端计算、云计算、智能计算、机器人等科研方向,分别成立了泛在计算系统中心、高通量计算机中心、智能处理器中心、控制计算实验室,完善了计算所在端、网、云的计算基础设施上的布局,形成了人、机、物的闭环。并且选拔了10多名1980年左右出生的年轻科研人员充实到一线科研实体管理岗位,给青年学术带头人一个冲击世界一流的大舞台。

  总之,面向十年目标,我们要把各个学科方向都发展起来,把基础前沿研究做扎实,培养好大量年轻人,给80后、90后一个冲进世界一流的前沿阵地,打造“大教育”格局,形成科研、产业、人才、资本的循环圈,为做出有影响的大事,打下一个高的平台。

  (根据孙凝晖所长在2017年计算所春季战略规划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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